本文結合近年來國內外一系列研究，分析了女性在職業(yè)發(fā)展中所面臨的潛在而嚴重的生育懲罰（或者說生育代價）問題。研究發(fā)現，即使在性別平等政策實施得最好的國家，生育對女性職業(yè)發(fā)展也存在負面影響。在家庭制約、人力成本、雇主歧視等因素還在加深女性的生育代價的前提下，僅靠單一的產假政策，無法從根本上緩解女性的生育與生產矛盾。而要減少生育帶來的職場負面影響，核心在于盡力平衡女性的家庭與工作：通過在社會中倡導性別平等，在家庭中分擔無酬勞動，在工作中營造家庭友好氛圍，幫助女性打破刻板印象，積攢更多做選擇的力量，最終減少生育代價。為此，作者提出以下建議：改變單純長產假的模式，引導夫妻雙方分擔育兒及家務勞動；宣傳和推廣彈性工作制，鼓勵和創(chuàng)造家庭友好型企業(yè)；改變過去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相關專項所得稅減免，優(yōu)先減免在職母親的個人所得稅；大力發(fā)展托幼市場，將托幼服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總體規(guī)劃中。

　　只有女性能夠懷孕是男性和女性在生理層面的最大區(qū)別。對于大部分已生育家庭而言，養(yǎng)育子女占家庭無酬勞動的相當一部分勞動時間，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女性會因為生理和家庭責任的原因，難以在工作上投入與同齡男性相當的時間和精力。從這個意義上講，生育懲罰也可以理解為無酬勞動與有酬勞動在有限時間和精力分配中的博弈問題——效用函數中無酬勞動的權重越大，受到生育懲罰的可能性就越大。

　　圖1 展示了不同類型的生育懲罰。我們定義傳統(tǒng)的生育懲罰發(fā)生的階段，是從受孕那一刻起到子女18歲成年為止。但另一方面，

　　在子女年滿18 周歲后，女性會由于前期教育和工作經驗中斷等因素導致的人力資本積累不足問題而遭受滯后生育懲罰，使得實質上的生育懲罰影響時長要遠大于傳統(tǒng)生育懲罰。其中，圖1a 是一名生育子女的婦女，她在懷孕前會受到超前生育懲罰，整個生產和養(yǎng)育的過程會受到傳統(tǒng)意義上的生育懲罰，子女成年后還會受到滯后的生育懲罰。圖1b 是一名未生育的婦女，她依然會在適齡生育期受到超前生育懲罰，并因為不生孩子，受到社會的另眼相看，甚至產生實質性的負面影響。本文將圍繞女性受到生育懲罰的問題展開論述。首先概述當前勞動力市場中兩性的差距，引申出不同背景下的生育懲罰現狀，并就可能導致生育懲罰變化的影響因素進行梳理。其次，就當前生育懲罰背后的機制進行梳理，進而提出緩解生育懲罰的方法。最后，就尚待研究的開放性問題進行討論并提出相對具體的政策建議。

　　如圖2，以勞動力市場中參與主體個人發(fā)展為線索，本節(jié)將圍繞勞動參與、勞動選擇和勞動回報三個方面刻畫兩性差異。在勞動回報方面，既考慮當下收入，又考慮收入增速。

　　就勞動參與情況而言，國際勞動組織報道的男性平均勞動參與率為82%，而女性這一比例卻僅為55%，且兩性差距在1995～2015近20年間幾乎沒有縮小。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本付出是勞動參與的兩個方面。早期人力資本積累可以通過受教育水平進行度量。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學科畢業(yè)的比例均未超過40%，且在性別平等指數較低的國家中，女性未來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反而使得她們更傾向于選擇STEM學科，因為STEM學科畢業(yè)后的職業(yè)生涯更穩(wěn)定。人力資本付出可以用投入勞動的時間來衡量。盡管女性總體投入勞動的時間并不低于男性，但其承擔了更多的無酬勞動，包括家務勞動、照料家人、購買商品或服務以及公益活動等，其中與養(yǎng)育子女相關的主要為家務勞動及照料子女的生活和學習。例如，在中國、印度、日本和美國，女性投入到家務、照料家人的無報酬工作中的時間分別為男性的2.3、8.6、4.8和1.5倍。研究顯示，

　　例如在美國80% 的行政、教師、護理人員均為女性。根據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女性在第一產業(yè)、第二產業(yè)、第三產業(yè)從業(yè)人口的比例分別為53.1%、19.2%、27.7%，而男性為44.2%、28.1%、27.7%。女性從事收入較低的第一產業(yè)的比例顯著高于男性。女性在掌握最新技術方面，相比男性也存在差距。與男性相比，女性擔任高級職位的比例很低。中國高層人才所在單位有20.6%存在“只招男性或同等條件下優(yōu)先錄用男性”，30.8%存在“同等條件下男性晉升速度快于女性”，47%存在“在技術要求高、有發(fā)展前途的崗位上男性多于女性”等情況。

　　在勞動回報方面，男性薪酬總體高于女性，且薪酬的增長性顯著高于女性。全球范圍內，婦女在勞動市場的平均收入比男性少24%。如圖3，在中國，不管是城鎮(zhèn)還是農村，18～64 歲的女性在業(yè)者的收入多集中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如圖4，最近一項針對中國簡歷數據的分析顯示，平均而言女性要比男性多讀一個學位(學士、碩士、博士) 或者多工作5年才能獲得和男性一樣的預期收入，且女性后期的收入增長相較男性會更早呈現出飽和的態(tài)勢。

　　很長一段時間內，一個國家女性就業(yè)率越高，生育率就越低。然而，一項基于經濟合作發(fā)展組織(OECD)21國在1970～1995年間的生育率和15～64歲的女性勞動參與率的相關性分析顯示，隨著OECD各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公立托幼資源的普及，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成本，使得女性就業(yè)率和生育率同時提高。對此，有研究者提出了生育成本的假說，認為上述矛盾的減弱與生育成本的降低有關，而生育成本的降低又與女性個人能力的提升，以及相關國家政策和企業(yè)推出的家庭友好制度緊密相關。女性生育懲罰集中的可觀測量與其有酬勞動的回報相關，因為生育懲罰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表現為無酬勞動對有酬勞動的牽制。常見的可觀察指標包含了男女就業(yè)率差異、工作時間的長短、單位工時薪酬差別、行業(yè)選擇、職業(yè)選擇、職位高低占比和晉升速度快慢等，其中單位工時薪酬(工資率) 是研究最多的指標。

　　在丹麥，由于生育事件的發(fā)生，女性與男性相比，其勞動參與率、工作時長、工資率、勞動收入水平、高端職位占比、晉升至管理職位的可能性都有明顯的下降。其研究顯示，生育第一個小孩的時間在1985～2003年之間的女性，在生育事件發(fā)生10年后的收入比同一時間男性收入減少了19.4%。且在生育事件發(fā)生時，男性平均收入水平無明顯下降，女性平均收入水平呈懸崖式下跌近30%。即使在家庭友好型企業(yè)中，這樣的現狀也依然存在。根據法國一家家庭友好型企業(yè)內部數據分析顯示，女性在生育小孩后，總體基本收入水平減少了10%，獎金收入減少了近40%，同時晉升成為管理者的可能性也大幅降低。與之相對的是成為父親后的男性，其收入回報和職業(yè)發(fā)展都未受到較大影響，反而晉升成為管理者的可能大幅提高。不同國家和地域間，同一國家和地域不同時期的生育懲罰大小也不盡相同。以工資率的角度切入，20世紀60年代前后，每生育一個小孩而遭受的懲罰，在德國為16%～18% 之間，英國和美國則為9%～16%。在挪威，20世紀80年代，生育一個小孩的懲罰工資率為3.6%，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相應懲罰則減少至1.9%。

　　盡管西方歷史上曾通過雇傭奶媽來分擔家庭中妻子的撫育責任，華人社會中祖父母輩也往往會分擔養(yǎng)育子女的責任，但傳統(tǒng)觀念一般認為母親是養(yǎng)育后代的中心，對女性無酬勞動的認可度往往還高于有酬勞動。社會觀念的影響很大，新中國剛成立以來，“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和鼓勵婦女走向工作崗位的政策，大幅度提高了母親的就業(yè)率，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生育懲罰。

　　在農業(yè)和重工業(yè)為主導的地區(qū)，男性的社會經濟地位普遍高于女性，更易出現重男輕女和大男子主義；在以輕工業(yè)和服務業(yè)為主導的地區(qū)，兩性社會經濟地位相近，性別觀念也較為平等。中國南北方性別觀念就有顯著差異，這與產業(yè)結構有直接的關系。圖5對比了3個典型的城市：在現代化水平(以二三產業(yè)總占比來度量) 很高的城市，妻子相對收入的增加明顯降低了每周的家務勞動時間；而在現代化水平很低的城市，妻子家務勞動的時間無法隨其相對收入的提高而持續(xù)減少——這是因為社會性別觀念已經固化，因此高收入的妻子反而要花更多時間做家務以顯得像一個合格的妻子。

　　個體的人力資本積累表現為早期教育的投入和工作時間的付出兩方面。以前的研究認為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夠增加收入，從而有更強的能力購買育兒服務和家務勞動的替代品分擔無酬勞動，還能增加家庭內無酬勞動分工的議價能力，所以隨著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相應的生育懲罰會減小。另一方面，

　　——相較于技能較低的女性，擁有高級技能的已育女性，會經歷更重的收入懲罰。這是由于教育背景及工作經驗組成的個人獲取收入的能力越高，生育的機會成本也越高。中國家庭中已婚女性每日工作時間每增加1小時，每周家務勞動時間相對減少0.315～0.518小時；妻子年總絕對收入每增加1萬元，每周家務勞動時間減少0.352～1.122小時。家務勞動的時長與工作時間和薪酬水平呈負相關，且其在女性群體中產生的懲罰效應要遠大于男性。

　　(尤其是在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城市)，但又會帶來社會對其女性家庭角色期望值和她本身社會定位的觀念沖突。為了滿足自身工作狀態(tài)的需要，女性也會調整自身的觀念。一項針對95 名不同工作狀態(tài)的母親的田野調查發(fā)現，全職家庭主婦的母親認為，無時無刻的陪伴和自我犧牲是母性的表現；兼職工作的母親認為，與子女交流的質量才是最重要；全職工作的母親則認為，給予子女足夠的自我成長空間，才是一個好母親的標準。對于職業(yè)母親而言，她們會為了家庭友好的制度，選擇較低的薪酬。兼職工作是一項典型的家庭友好制度，在一項研究中，排除了工作經驗和教育背景的影響，控制當前及過去從事的兼職工作經歷后，女性生育一個小孩面臨的生育懲罰從6% 減少到4%。也有學者指出在全職工作的前提下，母親并沒有比非母親的女性更多選擇家庭友好型的工作，反而在男性占主導的職業(yè)中，一般都具有更靈活的時間安排以及帶薪假等具有家庭友好的特征。

　　一項針對美國20世紀60～80年代末的數據顯示，對于已步入職場的女性而言，過早生育受到的懲罰更為嚴重：平均而言，生育年齡在20～27歲左右的母親遭受的生育懲罰(工資率) 為4%，而生育年齡大于28歲的母親則僅為0.7%。從供給側來講，晚育能為女性個體早期提供更充分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經歷的積累，以及減少由于過早生育而錯失職業(yè)發(fā)展期的人力投入。

　　美國的數據表明，每生育一個小孩，平均會產生5% 的工資率懲罰；而丹麥的女性每多生育一個小孩，相對于男性的收入懲罰會增加約10% 左右。在中國家庭中， 每增加一個18歲以下子女，已婚女性每周家務勞動時間增加約0.781～0.885小時。隨著子女的成長，生育懲罰會逐漸減弱(但不會消失)，因為她們相比年幼孩子的母親，可以投入更多的工作時間。不同的婚姻狀態(tài)也會影響生育懲罰的大小。一項基于工資率進行的固定效應分析顯示，從未結過婚的單親媽媽所受的生育懲罰小于已婚媽媽和離過婚的單親媽媽，離過婚的單親媽媽則略小于已婚媽媽。這與婚姻內往往是以家庭為整體進行考慮而產生的性別分工現象有關。家庭中性別分工一個傳統(tǒng)常見的觀念為“男主外女主內”，當處于異性戀婚姻狀態(tài)中，女性更多地負責家庭內部的無酬勞動，而處于單身狀態(tài)的女性，由于缺乏伴侶經濟來源的支持，需要更多的投入有酬勞動，反而降低了生育懲罰。另外，如圖6，

　　對中國家庭而言，根據多元回歸分析，與妻子的母親同住以及與丈夫的母親同住，在城鎮(zhèn)地區(qū)平均每周能分別減少3.555小時和0.873 小時的家務勞動；而在農村地區(qū)相對而言減少的程度要小，分別為0.873 小時和0.666小時。

　　政府相關政策會影響生育成本在國家、家庭、勞動力市場間的轉移和分擔，進而影響生育懲罰的強度。相關政策可以分成“生友好”和“育友好”兩類，前者有利于提高生育率，強化女性照顧家庭的功能，后者以分擔育兒責任為出發(fā)點，緩解工作與家庭的潛在矛盾。

　　它一方面給予女性產后足夠的時間恢復身體并照看新生嬰兒，另一方面通過帶薪產假和保留原有職位的附加功能，能夠緩解在職媽媽的生育懲罰。然而，許多學者近年來也注意到，過于慷慨的產假存在著諸多副作用。最近的研究表明，延長產假一定程度上會導致女性工作意愿的衰退，雖然增加了生育率，卻降低了女性就業(yè)率。一項基于奧地利產假長度改革分析指出，在延長產假改革后生育第一胎的女性，相比于改革前生育的女性，有更大的可能生育第二胎，兩胎間的生育間隔時間也在縮短，且如圖7所示，在實施新政延長產假后，女性產后再就業(yè)的可能性和短期內平均收入都大幅降低。此外，慷慨的產假會過度暗示女性母親角色的重要性，強化生育和生產的矛盾性，從而在女性職業(yè)發(fā)展的觀念方面產生負面影響。

　　(圖7 延長產假前后奧地利女性勞動力市場中的表現。上述女性樣本中的分娩時間均為1990.6.1～1990.7.31，虛線表示延長產假改革前，實線表示延長產假改革后)

　　對于有利于家庭照顧兒童的財稅政策，如美國的勞動所得稅抵扣(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英國的工作退稅(working tax credit, WTC)，其對于有小孩的家庭給予了特別照顧，但由于是以家庭為單位，單親媽媽的就業(yè)率得到了顯著提升，但雙親家庭中的次收入者(通常情況下為妻子) 的就業(yè)率卻大幅降低。研究發(fā)現，在一視同仁的育兒津貼(父母就業(yè)為非必需要求)政策環(huán)境下，女性的就業(yè)率無法得到提高，而當育兒津貼與在職母親稅收減免政策結合使用時，能同時提高了生育率和女性就業(yè)率。如北歐多國和中國建國初期推行的“公立托幼機構”等“育友好”的公共福利政策有效減少了女性所需承擔的生育成本，在提高生育率的同時，也促進著婦女就業(yè)。然而，高福利政策對政府長期而言有相當的財政壓力。因此，設計可持續(xù)的公共福利制度，以“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為導向提升勞動者從業(yè)能力，促進女性家庭與工作再平衡，可望同時提高女性就業(yè)率及人口出生率，緩解生育懲罰對女性的影響。圖8總結了OECD 各國與生育相關的政策組合，從中可以一窺不同政策組合對生育懲罰的影響。

　　(圖8 OECD各國與生育相關的政策組合差異。圖中的點為OECD 成員國，任意兩點之間的距離代表著兩國與生育直接相關的政策模式的相似性，距離越近越相似，每個國家點的大小代表該國家相關政策制度的在坐標軸上的典型性。橫坐標表示針對3 歲以下幼兒的在職父母提供福利支持的程度：坐標軸左端的國家，政府福利制度更關注低齡兒童(例如公共托幼機構等) 能有效緩解雙職工家庭在生育和生產中產生的矛盾；橫坐標右端的國家，政府福利制度的財政支出大部分投入在學齡兒童的教育，對女性生育懲罰的影響有限�？v坐標代表著產假期/育兒假的慷慨程度，處于縱坐標上端的國家產假時間更長)

　　中國自建國以來，政策制定中生育成本轉移和分擔的思路經過了幾次大的調整。1951 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規(guī)定生育保險實行全國統(tǒng)籌與企業(yè)留存相結合的基金管理制度，女職工享有法定的有薪產假，并獲得生育補助。該條例細則中明確規(guī)定女職員學齡前子女人數達到一定規(guī)模的單位要設立托兒所和哺乳室，房屋設備、工作人員工資及一切經常性費用由單位負擔。并在同期出臺了一系列相關規(guī)定通知，明確鼓勵企業(yè)、機關、團體等興辦幼兒園和托兒所，企事業(yè)單位在當時還承擔了很大一部分兒童照料的工作。這一時期城鎮(zhèn)的兒童照顧政策體系具有明顯的“去家庭化”取向，城市兒童照顧的主要形式由家庭照顧變成了機構照顧，從而對婦女就業(yè)和男女平等的觀念產生了深遠的正向影響。1969 年后，生育保險成為了企業(yè)的直接責任；1988 年的《女職工勞動保護規(guī)定》將女職工的產假增加到90 天，但生育保險的成本由企業(yè)自行負擔。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企業(yè)需要自負盈虧，中國的生育政策和企業(yè)市場化的發(fā)展訴求已經不相適應，女性公平就業(yè)的權利也因此受到損害。1994 年《企業(yè)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的出臺，我國才正式確立了生育保險社會統(tǒng)籌的全國性政策，但由于缺少市場化的政策，使得托幼服務市場的“失靈”現象日趨嚴重，高品質的托幼資源極度稀缺，而獨生子女政策雖然降低了女性懷孕和分娩的壓力，但是提升了兒童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了照顧兒童的要求，所以女性在這一階段受到的生育懲罰相對于建國初期鼓勵生育的時期，反而更加嚴重。

　　(每月1000元)的標準定額扣除”，后者鼓勵社會力量依托社區(qū)提供嬰幼兒照護服務，支持用人單位在工作場所為職工提供福利性嬰幼兒照護服務。這兩項政策明確表明了政府分擔生育成本的決心，其效果如何，我們拭目以待。

　　家庭制約論認為生育懲罰主要源于女性投入在家庭中無酬勞動的時間和精力對其有酬勞動產生的牽制�！澳嘎殹笔钱敶�社會對女性身份期望的核心。女性長期以來被認為應當主要承擔家庭無酬勞動。

　　而對于大部分育有子女的家庭，家庭無酬勞動中照料子女的責任更是由妻子承擔。雖然近年來的研究發(fā)現，男性相較于過去分擔了更多的家庭無酬勞動，但整體而言，女性家庭無酬勞動的時間并沒有顯著減少。

　　一項針對男女成就動機的實驗形象地刻畫出了男女成就動機差異。如圖9所示，當成就動機的目標是有酬回報時，男性的成就動機高于女性；當成就動機的目標替換為子女直接受益品時，女性的成就動機顯著增加。盡管一項針對香港中年已婚華人婦女的身份認同展開的田野調查顯示，

　　即使那些強調個人追求和成就的女性個體而言，也依然保持著“照顧和養(yǎng)育后代的強烈責任感”，并以母親的身份，通過發(fā)現個人對于他人而言的重要性，來完成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家庭制約論認為這是導致生育懲罰在個人觀念上的根本原因。

　　人力資本論認為女性因為生育行為而產生的在工作時間上的中斷或間歇，會引發(fā)其在職業(yè)選擇及收入回報中受到的懲罰。時間上的中斷會影響求職者工作經驗的積累，造成其自身能力的不足。對于不同職業(yè)，由于學習成本的不同，中斷的影響程度存在差異。有研究將一個職位所需完成的工作拆分成多個任務并將其分類為抽象性任務、重復性任務和體力性任務三大類。分析顯示，抽象性任務所占比重越大，該職位學習成本越高，需要的連續(xù)性投入也越大，生育引起的時間中斷產生的懲罰也越大。另一方面，對于同一職位而言，雖然求職者投入的時間成本和最后的收入回報呈正相關，但這種相關并非線性——兼職工作的回報要遠遠低于全職。

　　而女性，由于社會觀念影響，承擔了更多生產后的撫育任務。在生育后，會有相當一段時間因為生理和育兒責任完全沒有辦法投入工作(工作時間中斷，處于產假或離職狀態(tài))，或者沒有辦法全力投入工作(工作時間間歇，處于兼職狀態(tài))。這一方面帶來被動的生育懲罰——

　　另一方面又會產生主動的生育懲罰——為了照顧好子女，女性更傾向選擇對家庭更友好的職業(yè)和企業(yè)，如能提供更靈活的工作環(huán)境和時間的公共事業(yè)部門。這類工作往往收入水平較低，晉升空間也較少。女性若選擇兼職工作，則其收入水平往往很低且?guī)缀鯖]有晉升的可能。

　　雇主歧視論主要基于經濟學中的偏好理論。通常而言，可以將歧視分為“偏好性歧視”和“統(tǒng)計性歧視”，二者成因略有差異，但又相互影響。

　　傳統(tǒng)社會性別觀念對女性的期待更多的是成為一個好母親，主張女性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對于職場媽媽和那些并不準備成為母親的女性而言，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勞動力市場會被認為是一種違背社會性別觀念的行為。有研究指出，女性事業(yè)上的成功與在大眾中的受歡迎度成負相關，而這種不受歡迎又會對其職業(yè)發(fā)展產生負面印象，阻礙其進一步的發(fā)展。

　　在勞動力市場中，女性由于生育會造成工作上的間斷，并向企業(yè)轉移生育成本，導致雇主對未來求職的女性，不論生育與否，都會存有顧慮。由于偏好性歧視的存在，雇主在做決策時會產生偏差，同時女性也會對自身職業(yè)發(fā)展前景產生悲觀估計，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統(tǒng)計性歧視，然后反過來強化了對群體的偏見，產生惡性循環(huán)。以上原因，導致已經生育的女性遭受生育懲罰，還未生育但處于適齡生育階段的女性遭受超前生育懲罰，即便根本不準備生育的女性也會受到觀念形態(tài)上的懲罰。

　　生育懲罰形成的關鍵在于家庭與工作的矛盾，因此，我們認為緩解生育懲罰的核心是通過家庭和社會的努力，平衡女性的家庭和工作。在供給側，通過倡導性別平等的觀念，

　　；在需求側，提供家庭友好制度的同時創(chuàng)造機會，為女性提供更為平等的職業(yè)發(fā)展平臺，減少工作對家庭干預產生的負反饋。

　　賦能女性的目標是讓女性能夠做出不局限于家庭的多樣性選擇。這里特別要說明的是，女性依然可以選擇全職在家或者以家庭為主導，但當女性做出以事業(yè)為主導的選擇時，她所受到的阻力應該盡可能小。

　　中國建國伊始，就提出了“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鼓勵婦女走向工作崗位，極大地促進了女性就業(yè)，提高了女性的經濟地位，打破了傳統(tǒng)性別分工的刻板印象，讓性別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然而，如圖10所示，對比2000 年和2010 年兩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中國的性別觀念出現了明顯的向傳統(tǒng)回溯的趨勢。由于性別平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經濟地位平等上的，因此所有阻礙女性參與社會生產勞動的觀念，都會削弱女性相對于男性的其他權利。我們需要警惕這一性別觀念的回溯現象，避免家庭再次成為女性的唯一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的選擇。

　　(圖10 男女性別觀念變化情況�？v坐標是受訪男性和女性中認同“男主外、女主內”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這兩個觀點的人數比例)

　　女性普遍的自信心要弱于男性，且對于風險的規(guī)避心態(tài)要高于男性，在職業(yè)晉升評估中，女性會思考更多的負面結果，從而相對于男性更少主動追求這樣的機會。因此，在早期教育和職場培訓中，要特別注意幫助女性提高自信心。進一步地，在工作中，要依據女性成就動機的機理，調整外部績效管理機制，提供諸如與子女相關的福利，更為靈活的工作時間等，從而提升女性的競爭意愿。

　　由于當前社會中，女性普遍承擔了絕大部分養(yǎng)育子女的責任，為女性分擔這部分無酬勞動便成為了緩解女性家庭對工作干預的關鍵。根據已有的實證研究，公共托幼機構，市場有償的家務勞動替代品均是職業(yè)女性用以減少家務勞動時間的選擇。因此，政府加大幼兒托幼福利體系的建設，就能有效分擔女性部分生育成本。此外，應該探索相應的男性育兒假制度，引導丈夫在養(yǎng)育子女方面投入更多時間，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女性受到的生育懲罰。由于中國大家庭文化的特殊性，祖輩照看孫輩的情況較為普遍，因此可以鼓勵有年幼子女的家庭與長輩同住，降低年輕女性照料家庭的負擔。當然，與長輩和諧相處本身也是很高的家庭要求，需要審慎評估，避免在孩子之外產生更大的家庭負擔，反而得不償失。

　　近年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提出了“家庭友好型”工作場所這一概念，呼吁企業(yè)和政府一起為父母們提供充足的帶薪育兒假、帶薪哺乳假、優(yōu)質且可負擔的兒童保育服務以及子女補貼。

　　(高于基本工資)、允許遠程辦公、彈性工作制、配備家庭理解支持型領導，辦公室設置母嬰休息室等。因為第一類措施帶有強制力，并不能完全代表工作場所的家庭友好程度，因此我們主要關注第二類舉措。工作場所的家庭友好程度對女性生育懲罰有著很大的影響，相比于休假，提供靈活性工作可以更好地平衡家庭和生活的。例如，針對分娩前后及帶有3歲以下幼童的女性，推行彈性工作制，允許在家辦公等措施，一方面可以為需要撫育子女的雇員提供更為靈活的時間安排，減少由于工作對家庭干預而產生的負反饋；另一方面，還能減小由于單一化長產假帶來的人力資本貶值等問題。實施上述靈活性工作的一個重要前提是用人單位能解決針對當前薪酬與工作時間的非線性關系，重新設計有針對性地績效考核方法，使得彈性工作和兼職工作能夠獲得于同等總時間投入的全職工作相當或相近的收入，且依然擁有公平的晉升機會。

　　國外很多大型企業(yè)都在推行各類家庭友好計劃，并每年由第三方機構評選認證。美國跨國科技企業(yè)IBM是一家典型的實行家庭友好計劃的企業(yè)，支持彈性工作制，既可以壓縮工作周，也可以兼職；提供員工家庭醫(yī)療計劃，定期舉辦員工家庭親子活動；企業(yè)內部設置育兒室、閱覽室、醫(yī)療室及活動室。而在東亞區(qū)域的韓國女性家庭部，也在2007年提出并通過了“促進構建家庭友好社會的相關法律”，在國家立法層面具體化家庭友好型企業(yè)的認證制度。在中國，處于領頭地位的大型企業(yè)集團也在逐步發(fā)揮相應的社會責任，包括設立帶薪產假及陪產假，建設企業(yè)內部托幼中心、發(fā)放子女教育補貼等。與海外尤其是性別平等指數較高的一些歐美國家相比，

　　。在中國鼓勵企業(yè)創(chuàng)造家庭友好的工作場所，需要針對不同行業(yè)和不同發(fā)展階段的企業(yè)設計相應的家庭友好制度，并且通過給予這些企業(yè)相應的獎勵和優(yōu)惠，減少將社會生育成本直接轉移到企業(yè)中去。

　　例如，女性學者在評定重要的人才計劃時(包括長江學者、杰青優(yōu)青等計劃)，年齡截止時間往往比男性多2～3年，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沖了女性因為生育帶來的研究工作的放緩甚至中斷。產業(yè)界也應該為女性提供更為多元化的晉升通道，減少因為生育而導致的職業(yè)發(fā)展中的玻璃天花板。

　　生育懲罰的問題是指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由于生育事件帶來的負面影響，能解釋相當部分勞動力市場中的兩性差異。我們認為，減少生育帶來的職場負面影響，其核心是盡力平衡女性的家庭與工作。通過在社會中倡導性別平等，在家庭中分擔無酬勞動，在工作中營造家庭友好氛圍，幫助女性打破刻板印象，積攢更多做選擇的力量，最終緩解生育懲罰。

　　共育兒假。通過這種措施，改變長產假背后潛在的對女性主要承擔照顧家庭責任的強化，引導家庭內部共同承擔育兒責任。修

　　政府通過財稅獎勵、資質評定和品牌正面宣傳等方式鼓勵企業(yè)創(chuàng)造家庭友好的工作環(huán)境，成為家庭友好型企業(yè)。